参加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四位专家最近在关注什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周三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缪延亮等先后发言。

李强表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拓展新的增长空间。要改革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更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把我国规模宏大的各类创新资源组织好、运用好,持续释放巨大创新力量。

与会专家认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成绩来之不易。虽然当前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但政策效应在持续显现,市场积极因素在集聚增多。

会后发布的新闻稿并未披露与会专家的具体发言,界面新闻整理了四位专家近期公开发表的观点,其观点和建议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透露接下来中国经济政策可能的发力方向。

杨志勇: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在完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上走出一条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的研究领域主要有财税理论、比较税制、中国经济改革。

5月,杨志勇在《东北财经大学学报》上发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财政制度》一文,文章指出,分税制的基本框架在新一轮财税改革中是需要保留的。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财政管理体制基本都实行分税制,这是充分考虑激励和信息因素的选择。

杨志勇认为,分税制改革应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一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地方税体系;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划分事权;三是建立健全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四是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

他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上走出一条新路。地方政府债务是调剂地方财政资金余缺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完全可以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共存。建立健全中国式现代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旨在发挥地方政府债务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钟正生:民间投资的显著回升应与房地产投资的拐点同时到来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在中国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政策方面有深度研究。

他近日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官方公众号撰文指出,2024年以来,民间投资结束同比负增,但前5个月增速为0.1%,低于固定资产总体的4%的投资增速和国有及国有控股7.1%的投资增速,政策支持尚未令民间投资增速追赶上整体固定资产增长。

钟正生表示,我国民间资本主要投入领域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基建及社会领域服务业投资中的参与度相对有限。当前,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高歌猛进,今年前5个月民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7%,但房地产领域民间投资增速可能很低,2023年房地产民间投资的增速或在-19.4%左右,较房地产行业总投资低近10个百分点。

他指出,民营房企信用风险偏高,制约其债券融资能力。央国企财务较为稳健,同时具有天然的信用优势,受融资环境的影响较小。2021-2023年,民营房企外部融资较央国企更加困难,是房地产行业民间投资增速低于总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进一步表示,民间投资与地产投资紧密相连,其变化反映了中国在逐渐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这也意味着,民间投资的显著回升应与房地产投资的拐点同时到来。

缪延亮:央行需珍惜并用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缪延亮对中国货币政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近期在《中国外汇》杂志撰文对央行“下场”购买国债进行了分析。他表示,我国央行购买国债与量化宽松不同,当前我国传统货币政策空间虽有所收窄,但尚未触及名义利率零下限。央行增加买卖国债是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为目标,而非调整期限溢价或信贷条件,所购资产将大概率以短期国库券为主,且操作具有双向性,仍属于常规货币政策操作。因此,我国央行购买国债与量化宽松不同。

缪延亮同时指出,央行需珍惜并用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一是,我国货币政策需尽量保持正常的政策空间,量化宽松效果不及传统利率工具,且可能存在效用边际下降、成本边际递增,因此短端政策利率仍是调控经济的最优工具,央行应尽量避免陷入利率零下限的陷阱。

二是,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化解结构性问题效果有限,更需要财政政策着力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赵忠秀:自贸试验区深层次体制机制创新有待进一步突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学、产业经济学、全球价值链等领域的研究。

他在6月18日出版的《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指出,虽然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首先,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自贸试验区在发展过程中自主权仍然缺乏,制度创新协调成本高,多项改革创新事权目前仍集中在中央相关部委,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跑部协调等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制度创新同质化、碎片化、浅层化,深层次体制机制创新有待进一步突破。

其次,产业布局差异化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从各功能片区细分产业来看,各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色趋同,另一方面,目前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未能围绕已有产业基础开展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在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方面存在缺陷,整体产业链生态系统有待完善。

第三,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仍存在差距。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知识产权、竞争中立、数字贸易、环境保护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能力有待提升。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我国负面清单数量虽不断缩减,但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部门,且禁止投资、股权限制和数量型经营限制等限制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资进入研发、教育、医疗等高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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