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苏剑:促进经济发展是拉动居民收入的首要之务 | 前瞻三中全会

下周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日前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促进经济发展是拉动居民收入的首要之务,在此基础上,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予以调整,或降低政府收入占比,或降低企业留存收入占比。

“在此方面,或许需要为老百姓适度减税,使更多收入留存于居民手中,而非归于政府。同时,还应鼓励或采取相应举措促使企业增加分红,如此一来,居民手中的收入便会增加。  ”苏剑说。

他进一步表示,在此过程中,税收制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例如,将增值税等税种的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消费端,增强税收的公平性。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体系,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对此,苏剑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首先需在农村推动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促进土地流转。其次,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要想方设法为农民提供更多外出打工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

以下是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2020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有何特点?

苏剑:自2020年始,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大致相当,或许稍低些许。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2023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为5.2%,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达6.1%,高于GDP增速,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更为迅速。

当工资性收入上涨较快时,多数情况下意味着经济中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当然,这并非绝对。鉴于工资收入在老百姓的收入中占据较大比重,倘若工资收入增长率较高,通常意味着收入状况能够稍有改善,然而具体改善程度仅依靠此数据难以明确判断。

总体而言,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格局呈现为:在2020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皆低于GDP增长率;而在202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同时,农村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并且在2023年呈现出工资性收入增长率高于其他收入增长率的特点。

界面新闻:拉动居民收入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苏剑:想要拉动居民收入,首先要实现经济增长,将经济“蛋糕”做大,如此居民收入自然会提升。因此,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是首要之务。

其次,应当对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予以调整。GDP产生之后,其分配通常为一部分归居民,一部分归企业,一部分归政府。故而居民收入若要增加,必然要降低政府的收入,或者降低企业的留存收入,无外乎这两个方面。在此方面,或许需要为老百姓适度减税,使更多收入留存于居民手中,而非归于政府。同时,还应鼓励或采取相应举措促使企业增加分红,如此一来,居民手中的收入便会增加。

界面新闻:能具体谈谈收入分配怎么改吗?

苏剑: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重大且艰难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难以妥善解决的难题。 当前,有人呼吁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这或许会对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产生一定影响,但同时也可能对人们赚钱或生产、投资的积极性造成一定冲击。

若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一方面会引发大量的偷税漏税行为,另一方面可能致使许多人不愿积极生产、多赚钱,如此对经济的发展未必有利。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方面,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可向一些先进国家学习。

我国目前的税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过大,应当将税收后移,即在消费端征税,而非在生产端征税。于生产端征税,会导致税收征收的布局不尽合理。例如,在生产端征税时,企业所在地会获取税收优势,然而实际上,商品销售至消费地点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中已包含税款,但此税款却在生产地征收,对于消费地而言,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

因此,在这方面,税制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此外,还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社会保障。例如,在医疗方面,能否实行免费医疗?在养老方面,能否出台更为优越的政策?失业保险能否切实落实?失业时能否便捷地申领到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等?这些均是我们应当着力推进的事项。

界面新闻: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我国当前仍然有比较多的低收入人群,其中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民增收面临哪些困境?

苏剑:农民收入增长面临困境,可能源于多个方面的原因。就个人观点而言,或许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所致。

例如,土地流转存在困难,当前难以克服,若土地无法集中,产量及生产率便难以提升,进而居民收入难以增长。此外,农民收入亦受其外出打工情况的影响。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众多农民工在外挣钱愈发艰难,这便导致他们的收入增长率可能受到一定抑制。

故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首先需在农村推动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促进土地流转。同时,在农村要提升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要想方设法为农民提供更多外出打工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赚取更多的收入。

界面新闻:近期,江苏南通、安徽凤阳、湖北鄂州等地出台鼓励退出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这会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吗?

苏剑:我认为此方向是正确的。农民进城打工之后,农村的宅基地包括耕地,他们已然无法使用。故而一种可行之法是促使他们在城市定居,而后他们可以将农村的宅基地出售,以此换取一定收入,进而在城市购置房产,从而实现城市定居。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便由农村转移至其生活所在地。

另外,他们手中的耕地,当前分散于各个家户,在诸多家庭中已处于撂荒状态,实则形成一种资源浪费。因此,需要推动农村土地的流转。倘若能够将土地流转出去,对于他们而言又是一笔收入,这有助于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 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在城市中要为农民工提供公平对等的城市服务,以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城里正常求学,家人可以在大城市享用医疗保障等等。

所以,这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迟早会施行。然而,当下让农民放弃宅基地,多为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在此情形下,农民可能无法获取宅基地的合理收益,因而对他们而言未必是好事,这也导致众多农民不愿放弃宅基地。

界面新闻:2019年中国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大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是否等同于高收入国家? 乐观估计,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还需多久?

苏剑:中等发达国家显然属于高收入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实则是发达国家中的中等水平,也可视为一种平均水平,其水平已然颇高。我国目前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标准,鉴于这几年经济增长率较以往降低,同时人民币汇率亦有贬值,致使我们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前徘徊不前。倘若人民币适度升值或保持稳定,经济再实现一定增长,那么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应指日可待,这并非重大难题。关键在于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要达成此目标,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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